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

　　　　　　　　　　　　　　　　　　　　——艾芜《南行记》

　　1927年，一个23岁的四川青年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道路上，他跟随着走夷方的马帮，作为一个扫马粪的小伙计，开始了他的漂泊之旅。若干年以后，这个青年写下了上面这句话，为他的这段旅程，也为在这条路上走过的每一个人。
　　对我们来说，几十年前所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太遥远。路已经不见了，也许那残留在骡马萎坡上的马蹄印能勾起一丝对旧日的回忆，但岁月总是被泥土杂草所覆盖；桥也已经不见了，那些巨大的水库把悬崖上的牛鼻子洞深深淹没，而拆卸下来的铁链被藏在凤庆县城的某一个角落，成为了文物；镇还在澜沧江与黑惠江之间的山梁上，古老和沧桑正被现代化的大潮所冲击，虽然种种文化还在顽强地存在，但逝去地时光很难再回头，最后就成为《徐霞客游记》、《南行记》中的记载，或者现代某部纪录片中的镜头，好一些的结果也就是成为像大理、丽江一样的旅游景点，让城里人消磨他们的闲散时间。
　　顺下线、青龙桥、鲁史镇和犀牛街，这些现代人几乎都不知道的地名为我们讲述着茶马古道的故事，“赶起百十匹骡子，驮上百十斤驮子，翻过百十个梁子，换回百十样货子，填饱干瘪瘪的肚子，狂欢一阵子。”这些古老的马帮之歌早已没有人唱了，只剩下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它的内容，但这首歌绝对是出自凤庆，因为现在的凤庆人编起段子来还是遵循着这种格式，就像他们总结我们这次采访是“放下架子，走进村子，拍了片子……”一样。其实，我们并不深入，因为没有沿着这条消失的古道走上一转，去真真实实地体验马帮的生活，只是驾着车，到了公路与古道交叉的点上，然后从这一个点去轻描淡写地一瞥，似乎已经看到了历史，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现，山还是那座山，江也还是那条江。
　　时间仅仅只要倒回去50年，或者只需要20年，就能够看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条古道的真正消亡是1983年，从凤庆通往鲁史公路跨越澜沧江的漭街渡大桥通车了，汽车可以无阻地驶入曾经的古道重镇鲁史，自然，居住在澜沧江与黑惠江之间的人们赖以生存了千年的古道、索桥、竹筏、骡马等等都成为了历史。而50年前，凤庆县城就有了公路，驰名中外的“滇红”，制作沱茶的临沧大叶茶就远离了这条古道，繁荣一时的鲁史从“小上海”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乡镇，渐渐被遗忘在群山的深处。

顺下线

　　从凤庆县城出发，经小湾镇的新村，过青龙桥，上骡马萎坡，到金鸡村、鲁史镇，最后从犀牛渡越黑惠江，进入巍山县。另一条路是从县城出发，经营盘镇，进入镇康县，从南伞或者孟定进入缅甸。两条路连接起来，就是当时的一条国际通道，所以又有人称这条路为贡道，就是东南亚小国向当时的中国封建王朝进贡之路，鲁史镇的曹现舟老师说，鲁史有个地方叫象脚井，相传就是缅甸进贡的大象走到那里要吃水，一脚踩出来井水而得名。这条路也是官道，因为历代官员到凤庆任职都要沿着这条路来，凤庆城北有望城坡，过去建有接官亭，在亭里饮一杯凤庆父老敬的清茶，就算接任了。这条路还是一条文化之路，茶叶驮出去，不仅仅是带来财富，还有中原内地的文化沿着这条路涌入了澜沧江以西的边地，而西方文化也从缅甸进入与之接壤的这片土地，从凤庆文庙里走出一个个举人进士、文官武将、学者书生，把南蛮不毛之地变成了文献名邦。
　　这条路没有名字，如果要起一个名字的话就叫“顺下线”——顺宁（凤庆旧称）至下关。作为整个临沧地区以及缅甸通往昆明乃至中国内地的主要通道，注定了它有一个不平凡的经历，一个千年不衰的悠久历史。包括凤庆在内的临沧地区是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自古以来就以产茶闻名天下，后来凤庆茶厂创制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滇红”茶，当一驮驮茶叶被川流不息的马帮沿着这条路驮往下关、驮往昆明、驮往西藏、香港，于是后人就把这条路归入茶马古道，称为“茶马古道凤庆段”。
　　从前，每到清明前后，凤庆盛大的春茶会就开始了。这时，来自下关、巍山、丽江，甚至西藏的茶商就进驻顺宁府收购毛茶，接着数十队马帮上千匹骡马就在顺下线上络绎不绝，为各地茶商运输茶叶。曹现舟老师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这条道最鼎盛的时候，特别是三十年代每天经过的骡马有八九百匹。主要是驮茶出去，从下关驮盐和日用品回来，抗战时期军需物品的量也很大。往缅甸方向是驮鸦片和棉纱回来，再销往内地。”
　　解放前，每年由这条古道运出去的晒青毛茶不下3万担。1928年，大理喜洲著名的大商人严子桢创立了“永昌祥”商号，生产沱茶。当时沱茶的主要原料晒青毛茶全部来自于凤庆和双江县，于是他在凤庆设立了分号，垄断了一半以上的毛茶。1932年以后又相继有福利和、福协和、福春和等20余家茶叶商号在凤庆开设。如此众多的茶商涌入，自然使顺下线热闹起来，沿途的马站靠着接待马帮商旅，也随之形成集市，变得繁荣起来。1939年，滇红茶由顺宁茶厂60匹骡马的马帮驮着，沿着顺下线，到下关，再由汽车运往昆明，调转广州口岸出关到香港富华公司售于伦敦茶市，每磅卖到800便士，震惊中外。也就是从这一年起，随着“滇红”从顺下线走出凤庆，凤庆就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滇红茶乡”。对顺下线来说，茶马古道名副其实，整个县的经济文化全部依托着这条路，真正的茶叶之路。

青龙桥

　　“江上横着铁链作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于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
　　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岩石，激起吓人的巨响。
　　两岸蛮野的山峰，好象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
　　夏天的山中之夜，阴郁、寒冷、怕人。
　　桥头的神祠，破败而荒凉的。显然已给人类忘记了，遗弃了，孤零零地躺着，只有山风、江流送着它的余年。”
　　在艾芜先生的《南行记》中，唯有青龙桥经得起这样的描写。桥建于1761年，桥全长93.52米，宽3米，桥身距江面高15.64米，桥体由16根铁索构成，每根铁索长120米，上铺木板，两端各有桥亭5间。当年建桥，据说请的是剑川师傅，老师傅花了半年时间调查水文和地质情况，但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地方。一天清晨，他看到一条像青龙一样的晨雾横亘在澜沧江上，于是他决定桥址就定在这里。造桥用了整整5年时间，在崖壁上凿牛鼻子洞，工钱是一碗碎石一碗碎银。铁索桥终于合龙了，这时老师傅的儿子却不幸跌落江面，突然一股浓雾宛若青龙般接走了他。人们都认为，桥建在了龙脉上，于是得名青龙桥。
　　青龙桥有三奇，第一是固定铁索别开蹊径，先在江崖上凿一U型的“牛鼻子”岩洞，将铁匠手工锻造而成的16股铁索穿洞而过，再以石墩高高托起，横过江面，此洞在桥梁建筑史上价值独特，这是“牛鼻子洞”之奇；第二是青龙桥16股铁索，14股在下，2股在上，分布两侧，整个桥面江心高、两端低，状如飞虹，这是“高桥飞虹”之奇；第三是青龙桥两端建有桥廊、桥楼，廊、楼相连，白墙青瓦、飞檐翘角，廊可供行人休憩避雨、凭栏远眺澜沧江风光，楼可令过客住宿，而两岸驿路相接，楼门暮闭晨开，更有一夫当江、万夫莫开之势，自成一种景观，这是“桥楼江关”之奇。
　　这座中国交通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的咽喉要塞，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是内地进入云南临沧的必经之道。它曾经十余次被毁，十余次重建。桥头上有一幅对联，“是几时混沌凿开，铁索连环，万壑千峰通鸟道；将半壁河山撑住，金汤巩固，蛮烟瘴雨落虹流。”写这幅对联的人可能没有想到，在抗战期间，当时10万中国军队防守怒江，粮食弹药、军需物资，不少都经青龙桥南下运输。日寇多次派飞机轰炸青龙桥，由于青龙桥两岸奇峰耸峙，地势险要，敌机无法俯冲，阴谋从未得逞。这时的青龙桥真正起到了撑住半壁河山的作用，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功劳。
　　我从未见过青龙桥，因为它已经不在了。这座澜沧江上古老而庞大的工程，已经让位于现代的更为庞大的工程——小湾电站。2004年，桥被整体拆除，包括桥头的石刻、建筑都完好地运往凤庆县城，等待重新易地组装。10多年以前我就到过凤庆，却没有机会去看一看这座印象颇深的桥。为什么会有深刻的印象呢？来自于《南行记》。
　　在艾芜先生的漂泊旅程中，他所经过的地方有大江、峡谷和铁索桥的只有澜沧江与青龙桥这一处，虽然他在书中并未点出这些地名。艾芜先生写了几个生活在这条路上的山贼：野猫子、老头子、鬼冬哥、野老鸦、小黑牛、夜白飞，小说中的主人公和山贼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光，他们居住在应该就是青龙桥的桥头廊楼里，那个“远山那边的市集”大概就是鲁史了。
　　青龙桥前后过去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在真实的历史中，盘踞在古道上的土匪叫龚太九，聚众数百，出没无常。1945年，他们抢劫了巨商宝元通的大队马帮。政府紧急调著名的抗战英雄腾冲人张问德任顺宁县长，这位连武装到牙齿的日寇都不怕的县长岂会怕区区土匪，他亲自率领民团攻入匪巢，击毙了匪首龚太九。
　　“我们原是在刀上过日子哪！迟早总有那么一天的。”小说里野猫子这样说。
　　“峰尖浸着粉红的朝阳。山半腰，抹着一两条淡淡的白雾。崖头苍翠的树丛，如同洗后一样的鲜绿。峡里面，到处都流溢着清新的晨光。江水仍旧发着吼声，但却没有夜来那样的怕人。清亮的波涛，碰在嶙峋的石上，溅起万朵灿然的银花，宛若江在笑着一样。”在澜沧江峡谷里，我看见了同样的景致。

鲁史镇

　　公元1639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一个阴云密布的中秋夜,云南澜沧江附近的一个小镇子,风尘仆仆走来一个晒得黝黑的书生。他登上长长的楼梯街，徘徊良久，大概是漆黑的夜空让他郁闷，书生一声叹息，寻灯光进客栈，日记未记便早早睡下。
　　第二天，这个书生在日记里补记到：““蹑岗头，有百家倚岗而居，是为阿禄司……是夜为中秋，余先在顺宁买胡饼一圆，怀之为看月具，而月为云掩，竟卧。”这位名叫徐霞客的书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阿禄司这个山间小镇的人们也不会想到这个操着江浙口音的人会为他们在历史上记下一笔。匆忙赶路的徐霞客也没有记下这个不起眼的小镇的繁忙，他也不会想到100多年以后在他胆战心惊过江的地方会建起一座铁索桥，使他日记里描绘的那条古驿道成为日后闻名的茶马古道，这个深山里的小镇也因此而忙碌。
　　1598年，设阿禄巡检司，简称阿禄司，后来就变成了鲁史。我们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是正月，天气也不太好，看不见月亮，老街里很寂静，黑的有些怕人，原想趁夜走进去，体验一下徐霞客当年的心境，但镇子已经比400年前大了许多，里面居住着800多户人家。没有路灯，容易迷路，只好打消了夜探古镇的念头，在镇党委书记家喝了几杯茶，竟卧。
　　鲁史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饮食很有特色，味道也很好，不需要在凤庆买个烧饼背到这里吃。所有的菜品首先是做得精致，即便是小餐馆里的也像城市大饭店做的，一种很有饮食文化的气氛；其次又有乡村的新鲜，各种生态的原料，像蔬菜都是刚从地里采回来的，绿得令人陶醉；还有就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什么臭豆腐、泡肝、火腿，以及酱油、咸菜，味道都很不错。总之鲁史饮食给人的感觉不像一般的乡村，都是大盆大碗的，味道虽好，却没有韵味。
　　65岁的曹现舟老师是鲁史镇活的历史，他主编了《鲁史镇志》。他说：随着澜沧江青龙桥的建成，交通条件改善，商旅与日俱增，鲁史也随之成为顺宁、云州（云县）、缅宁（临沧）、耿马、镇康乃至缅甸，通往蒙化（巍山）、下关、省城昆明以及中原地区的重要住宿驿站。上世纪三十年代期间，鲁史已成为顺宁、昌宁、永平、蒙化四县的商品交易中心，内地的商号随之而来开设分支机构，发展纺织、印染、建筑、皮革、茶叶、烟草、食品加工等手工业，产品不仅在本地销售，还销往邻县。这一时期，饮食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非常快，逐步形成了博采内地江浙、川广饮食之长的鲁史饮食文化。镇里有三街七巷一广场，三街指的是上平街、下平街和楼梯街，七巷是曾家巷、黄家巷、十字巷、骆家巷、魁阁巷、董家巷和杨家巷，一广场就是四方街。全镇以四方街为集镇经纬线的中心点，呈圆状分布。民居多样，有大理的白族民居“三房一照壁”风格，也有北方四合院和江浙民居猫弓式防火墙设计，融合了各地的特点，是滇西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建筑群。历史上这里铺面鳞次节比，开马店、卖马料的人家很多，还有打铁的、酿酒的、染布的、裁缝的、照相的、压面的、熬酱油的，酒馆、茶楼、旅店、戏楼、赌场应有尽有，还有本地和外地客商开的大商号，基本上是一个以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小城镇。平时街上有20%的人是大理、四川等外地人，来往客商很多，成立了西蜀会馆、川黔会馆、大理会馆，故被称为“小上海”。鲁史富裕的家族都是赶马经商起家的，过去有乐家的银子、郑家的牌子、黄家的码子、字家的谷子的说法，这几户都是地主、商人、官宦人家。
　　半为山村半为市，可作农舍可作商。小镇就这样年复一年的迎来送往着一队队马帮，茶马古道的繁忙维系着小镇的生机。清晨，客店里睡眼惺忪的马锅头正叽里咕噜盘点着骡马和货物,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镇中那条崎岖的石板路被叮叮咚咚的马帮挤满，小镇里充溢着久久不散的茶香和骡马的汗酸味。白天夜晚，小镇里还充斥“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棉纱从缅甸驮进来，在鲁史织成布，染好，然后再卖出去。兴隆寺里的诵经声，武当山上的钟声，此起彼伏，与嘈杂的骡马的行进声，构成了小镇的独特的幻梦般的景象，这一切对我们来说也只存在于想象当中。
　　虽然在50年前，鲁史就隐没于大山的深处，再不是那个八方辐辏的“小上海”，但既然曾经做过“上海”，那种曾经阔过的气韵却在乡民的骨子里若隐若现。不仅仅是饮食，在老街上，在那些高门大宅的某个角落，在青石板路上的马蹄窝里，甚至在人们的眼神中，总让我们感到这里的与众不同。三米多宽的青石板路，由南向北把古镇一分为二，道路两旁，一座座土木院落杂沓交织，相衔相拥自成一格，浓厚的旧时光的气息和浓厚的人间烟火味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都能让人感触到古镇所历经的那种沧桑和久远。推开一户人家的大门，院里整整洁洁，种满花草，两个老人坐在檐下做麻花，这麻花不是大麻花，而是小的，做了许多，显然是要卖的。蓦然抬头，正房中悬挂着“进士”的牌匾。土坯墙的夹缝中，能看到精美的龙头木雕；雕花大门的旁边，却写着“听毛主席的话”。大水井旁早已人烟冷落，石狮子用冷漠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而大青树下的大马店无影无踪，变成了一幢崭新的教学楼，旁边只有一群孩子在捂着耳朵等待爆米花的声响。沧海桑田，岁月总让人感到许多的无奈，鲁史在岁月中流逝。古镇刹时在我们的眼里充满了生命的光芒，即使它已经衰老，仍像河流一般永不停息。

大茶商

　　正午的鲁史，太阳从逼仄的房屋缝隙中照下来，青石板透亮得似乎可以映出人影。老街上来往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孩子在游戏着。
　　77岁的骆为付老人坐在他的“俊德昌”药店里看报纸，对我们进去初时有些惊奇，不过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和悦地说：“从昆明来的吧？我从前也是在昆明上过学的。”这时有妇女来买药，他问明是要感冒药以后，就对那个妇女说：“你看，把感冒通、克感敏、土霉素、病毒灵和黄连素配在一起吃，效果最好。”还不忘对我说：“这是我自己琢磨的一个方子，在我们这些地方最管用。”
　　趁他买药的当口，我打量着这个狭长的小店，靠街面只有一米见方的门脸，里面却有四五米，柜台一直延伸进取，各种中西药材整齐的摆放着。最里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照片，一个穿着长衫，头戴瓜皮帽，典型的解放前的乡村绅士打扮的中年人。老人看我注视着照片，他说：“这是我的父亲。”
　　骆为付老人的父亲在鲁史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名叫骆英才，是“俊德昌”商号的创始人，也是鲁史第一个规模化种茶、制茶的商人。骆家的第一代是骆德寿，也就是骆英才的父亲，民国初年，他挑着担子，从四川家乡出发沿着古道一路贩卖小百货，某一天就走到了鲁史镇，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觉得这里生意好做吧，就留在了这里，安家落户。
　　“骆英才，生于1885年，为人勤奋俭朴，重信誉，有经营管理头脑。”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他从开茶馆，卖零杂货，经营马帮粮料，办烟丝加工，制酱油等加工小作坊起家，省吃俭用，到了1923年，在鲁史开设了“俊德昌”商号。1931年，骆英才在鲁史第一个开始规模化发展茶叶，置买荒山，种植茶叶100多亩，到四十年代发展到400多亩，从茶叶种植、初制加工，到产品直销下关、昆明等地，形成一条龙生产，他的茶场在鲁史桤木林，有初制加工房两间，晒场100多平方米，生产晒青茶，常年雇工10余人，季节性雇工上百人，茶场还兼种土靛叶，嫁接泡核桃和其他林果。在他的推动下，鲁史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发展茶叶的高潮。
　　骆为付老人说：“‘俊德昌’有三大支柱：茶叶、烟丝、酱油，其他还经营大米、蚕豆、火腿等农副产品。最主要的是经营茶叶，家里有四五百亩茶地，在我印象里，春、夏、秋每季产的茶都有150多驮，每驮在180斤，自己家有9匹骡子，一般都是请巍山马帮来驮，运费是40元每驮。茶叶一般是驮到下关，一驮可以卖100元左右。我当时读书，很少操心家里的生意，只跟着马帮去过一次下关，平时都是商号的掌柜叫李向阳的负责。”
　　解放前的鲁史，“俊德昌”的生意是数一数二的。除了茶叶以外，商号还收购当地土烟，设4台推烟榨子，雇请外地技工生产，烟丝色泽金黄、油润、丝细、味香醇，很受消费者欢迎，年产烟丝上千斤，销售周边各县。同时生产酱油，有酱缸百余只，年产酱油三四千斤，远销到昆明，鲁史酱油的名声就是那时创下的。骆英才在当地有儒商之称，据说他每逢街天，就要在商号门口摆放粮食和盐，用于周济穷人。
　　骆家的茶场还被日本飞机轰炸过一次，那是在1941年6月，日寇6架轰炸机轰炸青龙桥。恰逢骆家的茶场正在烧草，烟雾腾空，大概日寇以为下面是个工厂，就投了弹，当场炸死3人，伤8人，牲口若干。骆为付老人当时也在场，小孩子跑得快，幸免于难。
　　“俊德昌”商号的终结是在解放的那一年，作为资本家兼地主的骆英才1952年去世。而在昆明读书的骆为付也因为出身不好，回乡参加劳动。改革开放以后，骆为付开设了药店，命名为“俊德昌”，重振祖业的心情可见一斑。其实，我们在老街上看到的药店只是现在骆家家业的一部分，在新街上还有一个大药房，是骆老的孙子在经营，而骆老的儿子则是收购贩运中药材。虽然没有再经营茶叶，但商人的心依旧在跳动。
　　在古镇里我们偶然走进一处沧桑而不失富丽的大宅院，里面的楼居然有3层，在传统的院落中是很少见的。问了一下，里面的住户说：“这房子原先是骆英才家的，土改时分了。”我故意问了一句：“那么骆家的人呢？”他们说：“在街上开药店，照样赚钱。”

马锅头

　　在茶马古道上，最多的应该是赶马人，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真正意义上的赶马人却很难找到了。
　　曹光兴老人的家不在鲁史古镇里，而在旁边的一个小山村，粉红色的桃花掩映着村落。曹老74岁，年轻力壮的时候，是一个在顺下线上讨生活的赶马人。
　　曹老在家里的走廊下燃起火盆，他用著名的“百抖茶”招待我们这些后生小辈，一面饮茶，一面给我们讲述那些陈年旧事。他说：“我1956年以后就没有赶马了，整整50年了。”曹老赶马的时间并不长，解放前是为顺宁茶厂驮“滇红”茶。他说：“红茶的包装是用木箱，这种木箱是用青木树推成薄板做成的四方形的木箱，长宽都是二尺七，茶装进去以后，木箱外面还要用棕皮包裹，最后上驮子，每驮两箱，一般一驮的重量是196市斤。只驮到下关，就可以转汽车运走了。”
　　1950年，为了支援解放西藏，凤庆县征集了100万公斤粮食，茶厂紧急赶制了茶膏2600市斤，沱茶1119市担。调集了30000人，5000匹驮马、驮牛抢运物资到巍山。这时，年轻的曹光兴作为鲁史的代表之一到凤庆参加了全县马帮代表大会，回来以后，就开始组织集体马帮，投身到物资抢运工作中去，成为了马锅头。此后的6年，是他马锅头生涯的6年，当然，作为一个集体企业的职工，应该称为运输队队长。
　　1952年成立凤庆县民间运输管理委员会，组织全县骡马1200匹，制定有关驮运价格和饲料补助标准，往来于下关、巍山与临沧各县，以及凤庆县各乡镇村之间，1954年改为县民间运输管理站，在鲁史设分站。曹老就是属于民运站的一名职工，他说：“当时国家供应粮食和草料，每人每天1斤半大米，每匹骡子每天3斤大料，凭民运站的证明可以在沿途各处领取。主要是为供销社、贸易小组以及企业驮运，凤庆这里驮土特产出去，从下关驮百货回来。企业要驮运货物不能直接找我们，要到民运站统一办理，运费都是一样的，百斤百公里1.6元。
　　曹老在县里工作时，都是跑下关、巍山、弥渡等地。1954年，他调动到临沧总站工作，开始跑边境各县。他说：“跑内地下关一带比较安全，沿途都有马站，吃得好、睡得好；跑边疆就不行了，没有马站，在野外生活，还有土匪、野兽、砍人头的，瘴气也多。跑了一年我就不干了，又回到县上。再后来公路通了，1956年我就回家了。”
　　凤庆县的国营马帮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随着村村寨寨的公路建设，马帮最终消亡了。但在广大的山区，骡马仍然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运输工具，每到街天，无论那一个乡镇，都可以看到骡马喧嚣的景象。
　　我曾经在小湾遇到过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他说他曾经是一个赶马人。说起骡马萎坡，每一匹骡马到了那里都要叫个不停，仿佛知道那坡的利害；坡太陡了，骡马屁股上挨四五鞭，也就走四五步，上到金马村，那些骡马都像害了一场大病，萎靡不振，浑身脱力。说起青龙桥，每次只能过两匹骡马，10来匹就要1个小时，桥门夜里要关闭，赶晚了就只有住在路边了。老人的眼睛就是常年上驮子挣瞎的，他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但那条路还在我的心里。”

老教师

　　鲁史镇走出去的大人物首推赵又新，这位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被孙中山先生称为“砥柱南天”，被朱德元帅称为“护国之神”的滇军名将。我们原想在鲁史找到赵家的后人，了解一下这个家族的情况，但一个人也没有找到。镇里人说：“赵军长家走得早，在鲁史已经没有人了，大多在国外和台湾。”那么对鲁史有影响的人物又是谁呢？有人建议我们去甘老师家。
　　走进甘老师的家中，首先看到的是照壁上的“存乎一心”四个大字。68岁的甘从云老师是鲁史小学的退休教师，1994年退休以后，就在家里侍弄兰花，古老的宅院里摆放着一盆盆幽兰，看他浇水、修叶的认真，还真是“存乎一心”。
　　甘老师说：甘家是从重庆达县迁来的，到他是第12代。祖上是赶马的，走到鲁史的时候牲口病死了，走不了，就只好在这里定居下来，凭着重庆人的精明和多年贩运的经验，开始经营粮食，收购来的好米出售，碎米自己吃，米糠喂猪，后来又做酒，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积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甘家终于成为了鲁史镇的名门望族。
　　这时，甘家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也就是甘老师的祖父甘遇春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甘遇春，1876-1931，这位马锅头的后代在甘氏家族完成了从赶马人向地主和商人的转化后，又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轨迹成为一个读书人，虽然时代使他不能成为向镇上郑家一样的进士，但他读完了师范学校，成为风庆县的第一批现代教育老师。1908年，他怀着造福桑梓的想法，拒绝了在县城任教的邀请，回到鲁史镇创办小学，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要创办一所新式学校，其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学校是利用兴隆寺佛殿做教室，每到年节、庙会，善男信女穿梭于教室中，香烟缭绕。甘遇春深感这样不利于教学，他带领学生把佛像推倒、搬走，于是在古老封闭的小镇上犹如天塌了一般，不仅是社会上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把他告上了法庭，官司一路打到千里之外的省城昆明。甘遇春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说：“到底是教育能兴国，还是宗教能兴国！”这句话不仅说服了法官，还折服了当时的省佛教协会主席，这位主席在甘遇春去世后，还在他的墓碑上题词纪念。
　　甘遇春不仅是鲁史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也是鲁史镇现代文明的完成者。作为地方绅士，他倡导不准私人建筑侵占街面，还组织用弹石镶街面，中间用青石板铺成一条引马线，所有费用由街上大户承担一半，其他住户承担一半。之后，他又倡导修建了鲁史镇的栅子门，以及四方街的戏楼，并在街子四周植树造林美化环境。在这些公益事业中，他都率先垂范，出资比别人多，甚至为了公益，牺牲自家的私人利益，像为了扩大街面，他挖掉了自家的耕地，而植树占用的也是自家的耕地。甘从云老师说：“祖父还是一个勤劳的人，白天教书，晚上回来还要干农活，挑粪、浇菜等等。”
　　1911年，甘遇春建起了我们眼前这座三房一照壁的宅院，在照壁上题写了“存乎一心”四个字，作为甘家的家训。甘从云老师说：“他的父亲和几个叔叔都继承了祖父的遗志：要让鲁史识字的人多，当教师虽然待遇不高，但是做好事，是造福乡里。于是这一代人几乎全部读了师范学校，成为了教师。”甘老师的四叔被征兵从军，在滇军60军，抗战期间从台儿庄到滇南，又到越南受降，再到东北参加内战，最后回到家乡，戎马生涯半辈子，最终的结局还是走上了讲坛。甘从云老师初中毕业正逢解放，时代变迁使他没有读成师范学校，1956年他参加了短期师训班，毕业后还是成为了一名教师。而他的儿子毕业于临沧师范学校，现任鲁史中学的校长。
　　甘氏家族的“存乎一心”，应该就是一心一意地发展鲁史镇的教育事业，在这“一心”中就是百年，四代教师，马锅头的后代终于成为了书香门第。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那么一个家族坚持投身教育事业达到百年之久，是不是更难呢？
　　在鲁史从老到小，只要上过学的，应该都是甘家各代老师的学生了。土改时，鲁史的各大名门望族几乎都被从那些大宅门中扫地出门，只有甘家仍然居住在祖传的宅院中，直到今天。

酱油厂

　　鲁史最著名的特产应该就是酱油了。几百年以前来自江南，来自四川的客商把酱油的制作技术传到鲁史以后，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制作酱油。除了自己吃以外，路过的马帮也要购买，在迢迢的古道上，还有什么比酱油更好的佐餐材料呢？
　　最早规模化生产酱油的是骆家的“俊德昌”商号，酱油由马帮驮到了下关、昆明，慢慢鲁史酱油也就小有名气了，这种由黄豆酿造的酱油以食味、色泽上乘著称，再加上鲁史独特的水土、气候，别处无法仿造，于是鲁史酱油就成为了茶马古道上的一道靓丽风景。据说到了熬制酱油的时间，隔着1公里远就能闻到这种独特的香味，那么仅仅800多米长的鲁史古镇就被这种香味所笼罩。
　　骆家早已没有生产酱油了，现在还在规模生产的是字家。酱油厂距古镇有两三公里，2004年才开始生产。65岁的字维信是这个厂的厂长，但主要是他的儿子在经营。字维信说：“在鲁史每家每户都会做，但量少，也就是自己家吃。我们觉得应该让这个牌子打出去，就办了这个厂，投资了25万元。”字家做酱油也是有着很长的历史，大概已经传了四五代，解放前就有一个小作坊，做完了就有人来收购。
　　鲁史酱油集江浙、川广的制作技术于一体，主要原料为黄豆，占80%，还有部分蚕豆，制作分下酱和熬酱油两个阶段。下酱要在立冬前后，这天，将原料炒黄、粉碎煮烂，取出摊晾，待降到适当温度时拌入少量酒曲捏成团，放入箩内发酵，然后洗净外皮，切片晒干。到了冬至日，由于冬至的水温度最低、最洁净，就可以把酱放入呈有冬至水的酱缸中，加盐，经过多次晒露、搅拌，历时1年才能使酱成熟，变成黄褐色的膏状。这时就可以熬酱油了，先把酱膏用清水过滤，过滤出来的汁放入锅内煮，待水分挥发到一定程度时，加入草果、八角、辣椒、茴香籽和炒黄的糯米，先用高火，后用低火，等到汁液有一定浓度，香味飘散时就成了。检验酱油是否优良要用一个碗，放一点酱油进去，晃一晃，看看酱油是否沾碗边，沾者为好，不沾着为不好。鲁史酱油还有一个特点是保存时间长，可达1年，不变味、不生霉。
　　走进厂里，看见几十个大酱缸依次摆开，有些上面没有盖，应该是在进行晒露；有的用石板盖着。酱油好吃，但酱缸最好不要看，看过了也就不想吃了，中国的许多食品都是只能吃不能看的。厂里还生产臭豆腐，架子上的豆腐上面一层长长的绒毛，工人正在把它分成小块。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所以也就闻不到熬酱油的香味，只是品尝了一下，味道果然鲜美。于是一人买一桶，提回昆明再慢慢吃。
　　字维信的酱油还没有卖到昆明，目前只在临沧地区销售，2005年卖了2000多公斤。他说鲁史酱油好卖，就是生产周期太长，很难扩大规模，到云南大学找专家咨询过，正在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厂里已经注册了“青龙桥”商标，产品也通过了省里的检测，等工艺上解决了，就可以小瓶包装上市，到时候就能卖到昆明去。
这样好的产品，确实应该走出去。几十年以前，沿着茶马古道，鲁史酱油就到了昆明，今天又为什么不行呢？也许炒菜的时候，放一点鲁史酱油，不仅仅是香味，还会品出点古道西风瘦马的感觉。希望有一天在沃尔玛超市里能看到这种赶马人的佐餐佳品。

　　关于茶马古道顺下线和鲁史古镇的文章写完了，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在时间的面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长盛不衰。还是回到艾芜先生的那句话：“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这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对古道也好，古镇也好，还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包括我们，都应该有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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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声依然清脆
茶香依然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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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雨霖  陈佳  赵磊 ）